河对岸的灯火

，你好吗”，变成一个“哥”，变成一个空白的、写不出任何字的页面。
他坐在书桌前，对着那页白纸，握着笔，笔尖悬在纸面上方。他想写点什么，但他的脑子是空的，不是没有东西可写，是有太多东西想写，多到他的脑子装不下，多到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承载，多到他觉得用字来表达是对这些东西的简化、压缩、贬低。它们太大了，太复杂了，太沉重了，不是这几十个、几百个、几千个笔画能装得下的。他把笔放下，把白纸从笔记本上撕下来，揉成团，扔进垃圾桶。垃圾桶里有很多这样的纸团，有些已经发黄了，有些被水泡过又干了，皱巴巴的，像一朵朵被揉碎的花。
他四十五岁那年，收到了一封信。信封上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，只有一个邮戳，邮戳上的地名是对岸的某个小镇。他不知道那个小镇在哪里，不知道沈津和那个小镇有什么关系。他只知道这是一封从对岸寄来的信，是他等了四十多年的那个信号。他的手指在拆信的时候一直在抖，抖得信封的封口被撕烂了，里面的信纸被扯出了一个口子。他小心地把信纸展开，铺在桌上，用手抚平那些褶皱。
信纸上只有一行字。字迹是黑色的圆珠笔写的，笔画有些歪，因为写的时候手在抖。和四十多年前那张纸条上的字迹一样——小，渡，哥，在，这，里。你，好，好，活，着。
沈渡把那张纸翻过来，背面空白。他盯着那行字，盯着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，盯着“小渡”两个字——他记得这个称呼，这个只有沈津才会用的称呼，这个在他五岁那年从沈津嘴里听到的、以后再也没有从任何人的嘴里听到过的称呼。他等了四十多年，终于等到了。但他没有哭，他只是坐在书桌前，手里攥着那张纸，攥了很久。纸被他攥皱了，字迹被他的指腹磨糊了。他松开手，把纸展平，用手指把那几个被磨糊的字重新描了一遍，描得很慢，比沈津当年写的时候还要慢。
沈津不是在写字，他是在把四十多年没说出口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心里挖出来，刻在纸上。他挖得很用力，那些字刻得很深，笔尖划破了纸面，背面能摸到凸起的纹路。沈渡摸